康德《纯粹理性批判》的工作是要 “建立” 一个 “经验自然必然科学知识” 的 “王国”，问这样一个 “王国” 是如何可能的？它的 “实事” 的 “根据” 何在？而 “法权” 的 “根据” 又安在？这个 “de facto（实事根据）” 和 “dejure（法权根据）” 的问题，康德是分得非常清楚的，读者如不注意这个区别，也难进入康德的哲学。
康德并不否认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感官所提供的材料，没有感觉接受的 “刺激”，则绝不会产生 “知识”；只是在休谟的慎密分析下，感官提供的材料组合，只能给出一种常识习惯性因而也是主观的普遍性，而不能提供必然性。休谟当然也看到逻辑、数学是具有不依赖感觉经验的必然性的，但它们也只具有主观的必然性，不具备客观性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实际上康德的 “批判哲学” 是要将这二者结合起来，即 “建立建构” 一种 “客观的必然性”，这样才能有 “建立建构”“知识科学王国” 的可能性，否则，被休谟所 “分割分裂” 的 “领域领土” 是分崩离析的。
于是，“统一疆土” 的关键在于这个 “王国” 要在一个 “统一” 的 “法律”“规定” 之下，诸种 “因素份子”“摆正” 各自的位置，“共存” 于 “统一同一法律” 之下。“实事经验感觉” 固可相 “异”，而在 “法权” 上却在 “同一法律”“支配规定” 之下，这样，在 “知识王国” 才有可能解决自古代希腊以来 “一” 与 “多” 的问题。
于是在这个问题上，康德的意思是：“感官” 提供之 “材料”—“感觉”，固然是 “知识” 的必要条件，它们给 “感官” 以 “刺激”，但并不能给予这些材料以 “规定”。“感觉经验” 是 “实事性” 的而 “理性” 的 “知性认知性” 的功能才是 “决定性支配性规定性” 的：前者是 “实事” 的，后者是 “法理” 的。“实事” 是 “经验” 的，“法理” 是不依靠经验的，康德按休谟的说法也称它们为 “先天的 apriori”。这两种 “因素”“结合” 在一个 “统一” 的 “领域领土 —— 科学知识王国” 之内，这些 “先天的” 理性知性功能发挥出 “规定决定支配” 作用，就使这些 “知识” 不仅是 “习惯” 的 “约定俗成”，而且是 “必然” 的。这样，康德对休谟工作的推进就在于：“经验知识” 不仅仅是 “经验习惯” 的，而且也有 “先天必然性”，即，在 “经验” 中，也有 “不依赖经验” 的 “先天” 因素，而且这些 “因素” 是 “决定性规定性支配性” 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受 “先天性”“规定决定支配” 的 “经验知识”，就叫做 “先验性（transcendental）知识”，这种知识具有 “客观的（实事对象的）必然性”，因而是 “科学知识”。
那些 “先天性” 的 “因素” 通过什么来起到 “先验性” 的作用？通过对 “经验” 的 “立法” 作用。“知性” 为 “自然”“立法”，使对 “自然” 的 “感觉敬仰” 得到 “规定”，使原本是 “综合” 的 “经验” 也具有 “先天性”，同时也使原本是 “分析性先天性” 的 “逻辑形式” 也具有 “综合性”，这就是康德所提出的 “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” 这一问题的创造性意义所在。“知性” 通过自己对 “经验自然” 的 “立法权” 使 “先天综合判断” 不但在经验事实上有了 “客观基础”，而且在 “法权法理” 上也有了 “根据”，这样一个 “基础” 和 “根据” 对 “科学知识” 的发展起到了 “维护” 和 “促进” 的作用。
但是，“科学知识王国” 的 “领土” 虽然在 “经验实事” 上是 “无限” 的，但在 “法权” 上则是 “有限” 的。这就是说，“知性” 的 “立法权” 是 “受到”“限制” 的，这层意思，需要很好地加以考察。
什么叫在 “经验事实” 上是 “无限” 的？就是说，“知性” 的 “立法权” 在 “空间” 上允许无限扩展，在 “时间” 上允许 “无限”“延伸”；但它不允许 “扩展延伸” 到 “时间空间” 之 “外”。
这一点，在康德，甚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，也是很重要的观念。
在康德，“时空” 对于 “科学知识王国” 而言似乎是一个 “关口”，“感官” 所提供的材料通过这个 “关口” 以 “合法” 身份 “进入”“科学知识” 这个 “王国”，然后才有可能按照 “知性” 所立之 “法”“组织建构” 成为一个 “必然” 的 “（理论）体系”。但这个 “关口时空” 虽然是 “直观” 的，但却也是 “先天” 的，即不依赖于 “经验” 的，因而 “时间” 和 “空间” 本身就像 “知性” 的 “概念范畴” 一样只是一些 “（先天）形式”。于是，两种 “先天形式（直观的和概念的）” 相 “结合综合”，遂使 “先天综合” 成为 “可能”，在这个可能性的内部，“知性”“合法地” 行使着 “立法权”。
然而，“超越” 这个 “时空” 的 “直观”“范围” 之外，“知性” 则 “无权立法”。就知识论来说，它所运用的那些 “先天” 的 “概念范畴”，只 “允许” 运用到 “经验直观” 的范围之内，即 “时空” 之 “中”。
“在”“时空”“中”，这是 “知性立法” 的 “权力” 的 “界限范围”，“超出” 这个范围，“知性” 那些 “概念范畴” 不允许行使它的 “立法权”。“批判哲学” 的工作，就是要划出这条 “界限”，“限制”“知性立法权” 在 “时空” 之 “内”，防止 “知性” 之 “僭越”。
“知性” 为什么会有 “僭越” 的倾向？未经 “批判审定” 的 “知性” 并不明了清楚它自身 “立法” 的 “权限”，自以为它有权为一切 “对象”“立法”，而它更因为自身并无 “直观” 的功能能力，它在 “知识经验” 范围内只能由 “感官” 来提供 “对象” 的材料。于是这些 “对象” 必须是 “在时空中” 的可感、可直观的事物，至于那些 “不在时空中” 的单纯的 “思想体” 单纯的 “概念”，如 “意志自由灵魂不灭神”，它们在 “时空” 中并无 “实例” 的 “证明”“证实”，“知性” 无权将它们放在自己的 “法权” 范围内，“建构” 成一门 “必然” 的 “科学知识”。“批判哲学” 首先要致力于 “划清” 一个 “界限”，防止 “知性” 的 “僭妄”，以为自己有能力 “超越” 这个界限直达这个 “超越” 的 “领域领地”。“批判哲学” 的工作表明，“知性” 的 “立法权” 只有在可经验、可直观的 “领域” 才是有效的。
只是，“批判哲学” 虽然已经明确作出了这样的一个 “界限” 的 “规定”，但也清楚地意识到，“知性” 对于自己的 “僭越”，常常是一个 “不可遏止” 的 “自然倾向”，其原因正在于：“知性” 自身并无 “直观” 的能力，总是以为凡在 “思想思维” 上 “无矛盾说得通” 的就是 “真理”，而无需 “实事” 之 “检验验证”，而实际上，凡 “必然性” 的 “科学真理”，必须是 “主观（概念）” 与 “客观（实际对象）” 互相符合一致的。
“知性” 诚然可以 “无矛盾” 地 “思想思维思考” 这些 “超时空” 的 “表象”，但如果以为这些 “表象” 也是在 “经验” 中的 “实事”，从而是一些 “可以直观” 的 “对象”，“狂妄” 地以为这些 “思想体本体” 如同世间 “万物” 一样也是 “一物”，则这个 “无矛盾” 的局面就会被 “知性” 这种 “僭妄” 所摧毁，陷于 “二律背反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二律背反” 乃是对 “知性”“僭越狂妄” 的一个 “惩罚”。
然而，“知性” 的 “僭越” 却也是它的 “自由” 的一种 “不可遏止” 的趋向。“知性” 原本是属于 “理性”，是 “独立自主” 的，因而是 “自由” 的，只是它要在 “经验自然” 领域里 “建立建构” 一个 “必然的王国”，它就会受到不使它自身而是一个 “不同于自己异己” 的 “客体对象” 的 “界定”，它的 “立法” 范围当受 “外在空间事物”（物理自然现象）和 “内在时间事物”（心理现象）的 “限制”。而对于 “知性” 自身的 “先天性独立自主性” 和 “自由”，则并无 “立法权”，因为在一个 “（独立）王国” 内，“立法者” 须得为一个 “异己” 的 “对象”“立法”，才是一个 “综合” 的、有 “内容” 的，而并非徒具 “形式”。因此，当 “知性”“思维” 一个 “事物自身” 的 “本质本体思想体” 时，就只能是一个 “空洞的形式”，一旦要把那些 “事物自身” 的 “理念” 当作 “经验” 和 “现象” 中的 “事物” 来作 “科学性” 的 “把握”，则会 “自相矛盾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知性” 在 “经验科学王国” 里，只拥有 “形式” 上的 “自由”，而在 “实质感觉材料上” 上是 “受（时空直观）限制” 的。
不过，“知性” 在 “知识王国” 中 “僭妄” 的 “自由化”“倾向意图目的”，不但受到 “时空” 条件的 “限制遏制”，而且也得到 “理性” 在 “实践” 上的 “规定”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“实践理性” 意义上的 “自由” 就不仅是 “形式” 的，而且是 “有规定有内容” 的。“理性” 的 “实践性” 保障了 “自由” 的 “现实性”。
这就是说，“理性” 在 “实践” 上为 “（意志）自由”“立法”，给 “自由” 以 “规定”，一如 “知性” 在 “理论” 上为 “自然”“立法”—— 给 “自然” 以 “规定”。
“知性” 为 “在时空中者”“立法”，给 “自然” 以 “规定”；“理性” 为 “超时空者”“立法”，给 “自由” 以 “规定”。
“受时空限制者” 在 “理论” 上为 “必然”，“不受时空限制者” 在 “实践” 上为 “自由”：前者是为 “知性”“建立建构” 的 “科学知识王国”，后者是为 “理性”“建立建构” 的 “道德实践王国”。
在这个意义上，“自由” 并非 “无法无天”，“不受时空限制者” 不是 “天马行空”。相反，这些 “无限者不受限制者” 只是不受 “时空” 条件的限制，而是 “遵循”“理性” 为 “自己自由” 所立之 “法”“行事实践”。“自己立法自己遵守” 乃是 “法” 的最高意义，也是比 “时空自然” 中之 “必然性” 更为 “严格” 的 “超时空自由” 的 “必然性”—— 也许古代希腊叫做 “命运命定”。
我们看到，由于 “实践理性” 为 “超时空者” 的 “立法” 职能，遂使在 “理论理性思辨理性” 行使 “立法权” 的 “知性” 的那种 “僭妄”“意图” 得到 “疏导” 和 “引领”，使之 “安于” 自己的职守，为探索 “自然” 的 “奥秘” 而不断不受限制地努力，在 “时空”“广阔天地”“中” 行使自己的权力，将 “实践理性” 所 “设定” 的 “终极目的” 当作一个 “理想”，去 “不断”“接近”。“”“引领” 着 “知性” 的 “发展”“方向”，有了这个 “目标” 和 “方向”，人类所做一切劳作，才谈得上是 “进步” 的。
“实践理性” 所 “公设” 的 “终极目的至善” 就 “知识王国” 说，是一个 “超时空” 的 “理想”，但就 “道德王国” 来说，却具有 “现实性”，因为 “实践理性意志自由” 本就意味着 “要”“实现” 一个 “目的”。“目的” 虽尚未 “实现”，但是 “为了”“实现” 才 “设定” 的，“在时空中” 的 “经验目的” 如此，“超时空” 的 “终极目的” 亦复如是。“理性”“承认”“终极目的” 的 “现实性客观性”，一如 “知性”“确认”“经验目的” 总是要 “在时空中”“实现” 自己。不仅如此，“知性” 同时须得承认有 “失败不能实现” 的 “目的”，因为 “知性” 的 “范畴” 包含了 “偶然性”；但是 “理性” 既为 “自己”“立法”，则 “法” 之所向，绝无例外，“超时空” 的 “终极目的” 的 “现实性” 也是 “绝对必然” 的。
于是，人们尽管不能在 “广漠空间” 和 “历史长河” 中找出 “终极目的” 的 “例证”，但仍 “有权”“确信” 这个 “终极目的至善” 的 “存在”。
如何理解 “实践理性” 对 “终极目的至善” 这个 “悬设公设” 的这种 “确信”，是康德《实践理性批判》的一项重要工作。康德的工作指出，这种 “确信”，来自不同于 “科学知识” 的 “证明”，也不仅仅依靠 “概念” 的 “演绎”，而是由 “实践理性” 本身作出的 “许诺”：人 “有权”“希望”“什么”。这个 “什么” 作为 “实践理性” 的 “道德自由目的”，虽在 “经验世界感性世界时空之中” 不具备 “现实性”，但在 “超时空” 的 “思想体本体” 的 “领域”，通过 “理性” 的 “实践”“立法”，使 “自由” 得到 “具体” 的 “规定”，因而同样有自己的 “对象”；这个（这些）“对象” 具有自己的 “规定性”，在这个意义上，也具有 “目的目标” 上的 “现实实现” 和 “确定性规定性”，而不仅仅是 “思想” 的 “形式”。
在这个意义上，“实践理性” 的 “对象”，也是自己 “设定” 的，犹如在 “知识领域” 里，“经验” 的 “条件”，也如 “经验对象” 的 “条件” 那样，“知性” 使 “经验对象” 成为 “可能”，“理性自由” 也使 “道德” 的 “对象”“终极目的至善” 成为 “可能”；只是在 “知识领域”，其 “对象” 必得 “在”“时空”“中”，而 “理性” 的 “道德实践”“对象”—“至善”，则总是 “在”“时空” 之 “外”。而所谓 “时空中” 和 “时空外” 只是意味着 “接受不接受”“时空条件” 的 “制约”，并非 “在”“时空” 之 “外” 有一个与 “经验世界” 对立的 “另一个”“天外天”“存在”，并非有一个 “天堂地狱” 与 “人世”“对立” 地 “存在着”。这是黑格尔后来所走的思想路线：“有限无限”、“必然自由”、“知识道德”、“理论理性实践理性” 是具有 “同一性” 的，而并非 “有限” 之 “外” 另有一个 “无限” 与其 “对立”。
实际上，康德也已经意识到 “知性” 和 “理性” 两个 “独立立法” 的 “王国” 有一个 “沟通” 的问题。在《纯粹理性批判》已 “预留” 了 “实践理性” 的余地，而在《实践理性批判》里又指出了 “实践理性” 对于 “理论理性” 的 “优先” 作用，即 “理论理性” 不可以影响 “理论理性”，但 “实践理性” 却 “可以”“影响”“理论理性”。这层意思，我们可以理解为：“实践理性” 所 “建立建构” 的 “理念理想” 对于 “理论理性”“可以” 起到 “范导规范” 作用，“道德”“理当”“引导引领” 着 “知识” 的 “前进” 方向。
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，“不计时空条件的”“引领范导” 着 “受时空条件制约” 的。这个思路，我们在康德的《判断力批判》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。
《判断力批判》面临着一个具体的个体世界，这个世界的 “普遍” 的 “规律” 方面，已经由《纯粹理性批判》作出了解决的方案，而那些 “个体” 的事物如何会是 “合规律性” 的，则 “知性” 的 “知识王国” 只能归之于 “偶然性”，犹如在这个王国里，“德性” 和 “幸福” 的 “一致符合” 也只是一种 “偶然” 的 “幸运”，只有到了 “实践理性” 的（不计时空条件）“至善” 中，这种 “一致符合” 才具有 “必然性”。
《判断力批判》要解决的正是这种原本是人言人殊的 “偶然” 的 “愉快” 何以不仅仅是一种 “快感” 和 “武断独断” 的 “目的论判断”。
我们这里想特别说的是：那些绝不脱离离开 “特殊个体事物” 所下的 “判断”，即：对那些决不能脱离离开 “时空条件” 的 “事物” 何以也有权作出一种 “判断”，而跟 “知识判断” 一样，“要求”“普遍” 的认同。
这就是说，“在时空中” 的 “感性” 的 “特殊个体对象”，人们也有权对它们作出 “普遍超时空不计时空条件” 的 “理智性”“判断”。
“审美判断” 绝不脱离感性的直观，艺术品也都有具象的因素，当然原则上是 “受时空条件限制” 的。但 “审美判断” 要 “判断” 的，并非（按照 “知性立法”）“在时空中特殊对象” 的 “客观属性”，而是这些 “对象” 对 “诸心智能力”“调节性” 的 “主观状态”，因此不是对 “对象” 作出 “规定”，而是作出 “反思”；而 “判断力” 对这些 “对象” 所作出的 “反思判断”，也有自己的 “先天立法” 的 “根据”，虽然这个 “根据” 不在 “知性”，也不在 “理性”，而在 “判断力” 这个 “心智能力” 本身。
这就是说，“反思判断力” 不能从 “知性” 为 “在时空中” 的事物 “立法” 中 “借用” 其 “法则”，也不能从 “理性” 为 “超时空” 的事物 “立法” 中 “借用”“法则”，而只能由 “判断力” 自己来为自己 “立法”，这些 “法则” 适用于从 “诸心智能力”—— 包括 “知性、理性、想象力” 之间的关系作出的关于 “特殊对象” 的 “评判”。这些 “对象” 当然是 “直观” 的，但 “反思判断力” 又不是按照这个事物的实际 “时空” 条件作出 “判断”，而是通过 “诸心智能力”“协调” 的关系中将它 “虚拟化”、“内在化”，似乎它们是 “寄生” 于 “知性” 的 “王国”，而又不 “估计” 该事物的实际 “时空条件”，从而 “驱使” 这些 “对象”“进入”“理性” 并 “赋予” 它们以 “道德” 的 “意义”。所以康德说，“美” 是 “道德” 的 “象征”。
这就是说，我们虽然在 “知识王国” 的 “时空”“现象界” 找不到 “终结目的至善” 的 “实存”，但是在 “审美艺术” 中，在大千世界的 “合目的性” 的 “关系” 中，有能力、有权利 “看到” 这种 “无限理念终极目的至善” 的 “象征”，虽然这种 “象征” 不能得到 “科学知识” 的 “客观”“证明证实”，而只是一种 “主观” 的 “修养” 和 “陶冶”，是一种 “鉴赏力”，但却大有益于协助 “道德理念理想”“引导推动”“科学知识” 在 “时空” 中 “永久” 的 “扩展” 和 “绵延”。